自近代史开始的二百余年来，随着交通和信息传播、以及资讯交换条件和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中国人创造了“有比较才有鉴别”的可能。终于让中国人、特别是被誉为社会栋梁或脊梁骨的精英读书人（包括孙中山、鲁迅之类），发现并感觉到自己跟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明显差距。可惜他们受“胡乱解压缩中国文化”、特别是所谓“不求甚解”的影响，形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习惯、养成了“会读书而不会用”的毛病，产生了“妄自菲薄”的后果。最后竟然得出了荒唐之极的“（中国）文化落后”的判断结论，误导中国人无论左、右，反过来都要争相去充当马克思（共产主义）或凯恩斯（资本主义）的跟屁虫。各自从不同的立场上，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地，走上一条没有出息、更没有好下场的歧途。至今都还在跟全世界一起，深陷各种灾难或困境的泥沼。却让自己博大精深、无所不能的文化，背上“落后”黑锅，不但要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更被迫成为国家或民族在犯错误时，充当文过饰非的“替罪羊”或“出气筒”。其愚蠢或颟顸，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这迄今为止、对“公务员”一词的定义不清、甚至随意胡乱解释，所造成的混乱或矛盾，最后导致“窝里内斗”的现象，就是一个典型。
根据在“解压缩中国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简称《新理论》），认为『自从人类走出以个体体能竞争为主的大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生物丛林后。就开始跟其它高等动物分道扬镳，进入一个自己“人造”的、以集体分工合作为主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产生了用来加工“社会人”的文化，完成了“高等动物→人”的阶段性进化。从此开始了创建“文明”的新进程。并因加工文化的不同，从文明开始的客观原点（代表那个时代人类的行为表现上、跟其它高等动物一样）朝向文明发展、进步的延伸线上，形成了文化之间的比较差距。也就是社会人的整体综合行为表现，离原点距离越远的，越文明，其加工文化，也就更先进、优秀』可以认为，理论上，这是检验、比较文化相对优劣程度的唯一客观、科学的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例外。
这所谓的“公务员”，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分工。因为在科学《新理论》看来，以集体分工合作为主的社会，就好像是一个被放大了的、由无数以个体人为单位的家庭“细胞”组成的人体。政府就是其外在形象；领袖或集体领导班子，就像处理、协调、指挥人体一切行为或动作的脑袋；而四肢、五官和内脏，就是分工不同的职能部门；而“公务员”就是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细胞（如脑细胞、肝、肾或肌肉细胞之类），除了要有特定的功能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体细胞。也就是说，理论上，这些作为“公务员”的人体细胞的质量或素质，就代表一个特定社会（人体）包括健康在内的整体素质。所以不但把主管地方事物的官员，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父母官”，要求他们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关爱、善待治下的百姓。更对经过考核挑选出来，综合素质理应比一般民众相对要高一点的“公务员”，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要求。而作为“报酬”，就是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获得民众的普遍尊敬，属于马斯洛的“层次理论”中有最高境界追求的那种人。
如果不是后来在西方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错误社会理论误导，产生的“伪民主”概念影响下，形成了绝对有欺骗、愚民性质的“公仆说”的话，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的科学推理。试想一下，一个正常的社会，理应交由一些富有理想追求、品格高尚、德才兼优的官员和相对高素质的“公务员”来管理，而作为对应的鞭策或鼓励，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境界。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基本恰如其分的仿生学类比。因为每一个个体人，都不是一个可以听由整体摆布的简单细胞，而是一个有复杂思维和七情六欲天性、同时还有尚未被加工文化和社会真正开发的、可以控制、约束天性的“人性”的独立个体。而中国文化就是具备加工这些父母官以及高素质社会人以及公务员的能力和条件的先进文化。可惜在古代圣贤之类精英读书人的主导下，让这种文化片面强调了精神文明，而忽视了天性对物质文明的追求，更不懂对天性克星--人性的开发和应用，更不懂真正“幸福”的对比度本质。以至于当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取得物质文明标量的飞速发展时。作为社会栋梁、脊梁骨的读书人，面对花花绿绿的物质文明诱惑下，终于把握不住。最后让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体系，产生了崩溃。从此沦为西方文化的“跟屁虫”，全盘接受了假冒伪劣的所谓“民主理论”、“公仆说”和“一切向钱（经济）看”的价值观。以自己文化加工后获得的聪明智慧和超强能力，以及庞大的人口基数，终于跟西方“接轨（同流合污）”。把自己民族性的“黄祸”，升级为世界性的“人祸”，让全人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文化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科学箴言，以世界各地都不断涌现出来的贪污腐败现象和各国政府被迫实行的反贪行动，彻底推翻了“制度万能论”的神话。究其真正的原因，乃是因为人类迄今为止，始终没有一个可以认识、解释自己和自己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现象或问题、可以“以理服人”的社会科学理论系统。只能靠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滥竽充数。这所谓“高薪养廉”的说法，就是一个错误的典型。这香港出现的许仕仁、台湾的陈水扁、以及大陆正在不断被挖出来的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大老虎”，就是“高薪养廉”政策无效、失败的证明。其真正的根源，就是因为从理论上对天性和人性概念的认识不足，更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制约关系“狗屁不通”，所以只能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下医治人”手段的缘故。
今天，又有一种“给公务员加薪”的舆论出现、并被不断炒热，似乎有“把生米做成熟饭”的势头。科学《新理论》必须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一种后果严重的错误行为。不但在本质上有“（整体）拥权自肥”甚至“监守自盗”的嫌疑，而且大规模加薪，必然地要产生物价上涨的效应，直接损害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直接违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其实这是完全符合利益与责任挂钩的公平原则的），更是客观促使不断产生追求“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大老虎”的根本原因。那么公务员难道就不该加薪了吗？当然不是。
首先，从公务员整体而言，理论上根据“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公务员是没有单独给自己这个群体涨工资“自肥”的权利的。以避免或防止必然地“以权谋私”现象发生。他们只有通过一致的努力，最后享受社会“水涨船高”的成果。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贪腐现象”；
其次，公务员们应该、也有条件在被分工的岗位上，努力发挥自己作为“主人公”的聪明才智，支持、帮助企业进行创造性改革，以提高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最后达到增加社会财富、稳定（甚至降低）物价的目的。这样，他们也就可以自豪而心安理得地，跟着普罗大众一起，共享经济利益的成果了。
这绝对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空想或夸夸其谈。而是有可以以力服人的立论根据的，不服的话，《新理论》可以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质疑甚至挑战。
当然，这一定会引起部分公务员的不满，甚至消极怠工抵制。那就让他们自由地下海去“卖红薯或茶叶蛋”吧，再让一部分德才兼备、且有高的境界层次追求的“道不同”人士，补充进来好了。社会反而会“因祸得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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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6 1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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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论“公务员”
